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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若干论述的体会

  

谢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习近平在第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讲话中强调指出:“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为了领会这几句话的意思,我就围绕以下三个问题,读习近平的相关论述以及解读的文章,深受教益和启发,可谓耳目一新。现在把相关论述及解读整理出来,供参阅。

  (一)国家安全形势的巨大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我们保持了我国社会大局稳定,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环境。“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新形势下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增多,特别是各种威胁和挑战联动效应明显。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管理、处理国家安全风险,有力应对、处置、化解社会安定挑战。

  《瞭望》对安全形势变化解读说:当前国内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民族复兴进入关键期,国家安全工作进入敏感期。就国内而言,新一轮改革大幕拉开,社会转型期矛盾容易诱发各类群体性事件,敌对势力趁机渗透颠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难度倍增。“东突”等民族分裂势力蠢蠢欲动,伺机制造暴恐破坏活动。极端天气、重大天灾、重大疫情频发,生态环境与公共安全形势严峻。

  就国际而言,大国综合国力竞争水涨船高,围绕地缘、经济、软实力、“全球公地”(网络、海洋、太空、极地)等的战略博弈更趋激烈。周边安全环境尤为严峻,美国重点转向亚太,着力利用中国与一些邻国的海洋领土争端,着力扶持日本、菲律宾等,大搞“以邻制华”、“以邻扰华”。日本顽固坚持右倾化,极力争当军事与政治大国,菲律宾更是“挟美自重”。与此同时,中国的海外利益加速拓展,安全风险与日俱增。

  正是基于客观环境的日趋复杂,习近平讲话指出了当前我国国家安全的“三个历史性巨变”: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

  社科院研究员叶海林的文章表述,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国家,我们的利益是全球性存在的,经济上互相依赖,任何一个角落出了问题,都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影响。甚至构成威胁,这跟战争不是一回事。再就是在前些年我国基本上是适应已有的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现在我们站到世界第二经济体的位置上,就要争夺国际体系的话语权,规则制订权,以便得到公平的对待。这些在西方主导国家看来,就是中国地缘政治和全球政治的所谓“野心。”冲突非常激烈。从内部来看,改革开放经济实力显著增长以来,国内存在的威胁甚至比国际威胁更令人担心。往往有三方面因素。第一重是利益矛盾,比较普遍,容易解决。第二重是价值矛盾。过去有个很大误区,认为社会发展、经济进步,什么问题都好办。实际上随之而来的是思想自由度越高,要求高一级的经济享受,矛盾越深,价值观冲突可能加剧。第三重矛盾是更加严重的身份矛盾,认为自己不是中国人。有些人利用社会利益矛盾和身份矛盾演化出的冲突,将其演绎为价值观问题,解决起来难度更大。就能同境外反华势力互相勾连,引发事端,造成威胁和挑战。

  习近平指出:反恐怖斗争事关国家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全局,是一场维护祖国统一、社会安定、人民幸福的斗争,必须采取坚决果断措施,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决把暴力恐怖分子嚣张气焰打下去。要建立健全反恐工作格局,完善反恐工作体系,加强反恐力量建设。要坚持专群结合、依靠群众,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群防群治活动,筑起铜墙铁壁,使暴力恐怖分子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要发挥爱国宗教人士作用,加强对信教群众的正面引导,既满足他们正常宗教需求,又有效抵御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

  习近平强调,暴力恐怖活动漠视基本人权、践踏人道正义,挑战的是人类文明共同的底线,既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我们要坚定不移相信和依靠各族干部群众,团结他们一道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二)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调整

  习近平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

  我领会习近平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就是调整后的国家安全战略。叶海林一文说,习近平总书记有这样一个表述:做好外交工作,胸中要装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国内大局就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际大局就是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争取良好外部条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这些话很值得我们好好琢磨,习总书记对国家安全观念做了一个重新地排序。主权是第一位的,然后是国家的实体安全,然后才是发展,而发展的条件之一是稳定。

  过去,我们习惯于说,稳定是实现发展的前提。和平的外部环境对于一国经济增长极其重要,但和平的外部环境只是发展的前提之一,它不是一个国家政策的目的,政策的目标是实现发展,而不仅仅是实现和平。但是,任何的政策设定都是有成本的,实现和平也有成本。而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在现在特殊的情况下,我们要高度强调我们的主权和安全,发展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维护我们的安全。

  在现在中国和平崛起所处的境况下,我们的国家安全观念要发生改变。因为我们不能再躲在一边,不引人注目地实现发展了。换句话说,我们没法再韬光养晦了。我们不是要否定韬光养晦,不想韬光养晦。韬光养晦为我们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它毕竟是有前提、有条件。换句话说,一只绵羊韬光养晦是可以的,一头大象韬光养晦是没有道理的,技术上也做不到。
十八大之后,我们对国家安全观做了一个修订,更加强调权利、强调主权。以前我们虽然也强调,但往往就是一笔代过,之后就不说了。就像最早我们面对南海的争端提出“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后来就变成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再后来就变成了“共同开发。”现在,我们并不是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国家安全观念,而是强调了它的顺序。顺序的变化就导致了国家安全战略执行的调整和变化。那就是从主权到安全最后到稳定。这是战术的修正和变化,我们国家安全的基本战略没有变。
对外战略变化的转折点是2013年11月26日中央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习总书记强调,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

  2014年“两会”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详细地解释了何为“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其中,他提到“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这句话的指向非常清楚。从这个具体的指向可以看出我们的外交思路在发生变化,那就是更加强调结果,而不是强调状态。以前的中国外交基本上是首先强调状态,就是大家相安无事。我们知道,稳定一定不是常态,它只是个临时状态。那么,我们对稳定的要求也是个相对稳定。而现在我们更注重在运动中保持运动方向的稳定,至于是不是稳定,不是重点。

  过去的线路是倒过来,先谈稳定,最后谈主权,那什么都谈不成。所以,我们在外交战略上不是变更了战略,而做了一些次序上优先顺序的调整。

  除了外交实践,我们在国际活动中的变化也看得出这种变化。前面我们谈到了,过去我们的办法是承认这个现状;现在我们要寻求突破,建立我们主导的区域秩序。过去的办法是我们希望跟所有周边国家平等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现在,我们是选择性地接触。有些国家对我们很重要,但我们不跟它有正面接触,比如说日本。过去我们的想法是化敌为友,担心在家门口的敌人被美国拉走,所以我们就跟美国人去抢敌人。抢来抢去发现我们在帮美国人的忙。我们这次调整建立负面清单,团结大多数、孤立小部分、打击少数。现在我们在东亚地区就这样。在2013年的前10个月里面,中国与中国周边几乎所有的领导人要么在国内要么中国外都见过面,只有两个例外,一个是日本,一个是菲律宾。这个变化是非常明显的。这就回归了常识,常识是你不跟我好,我也不跟你好。而过去我们曾是你越不跟我好,我越要跟你好,和你玩。以后没这个事了。我们团结绝大多数,孤立的是日本和菲律宾,重点打击日本。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这个变化是很清楚的。

  习近平强调,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做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工作,做好预防化解社会矛盾工作,从制度、机制、政策、工作上积极推动社会矛盾预防化解工作。要增强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大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力度,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完善和落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体制机制,完善和落实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预防和减少利益冲突。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更好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对各类社会矛盾,要引导群众通过法律程序、运用法律手段解决,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

  (三)建立相应的国家安全工作领导机制

  在国家安全观念的变化下,开始着手对国家安全机制进行调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

  2014年1月24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由习近平任主席,李克强、张德江任副主席,下设常务委员和委员若干名。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中共中央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决策和议事协调机构,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

  习近平强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要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人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目的就是更好适应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要遵循集中统一、科学谋划、统分结合、协调行动、精干高效的原则,聚焦重点,抓纲带目,紧紧围绕国家安全工作的统一部署狠抓落实。

  相关解读说,这个机制给国家行政体制带来比较大的改变。原来,军事工作由中央军委负责,国内维稳工作主要是政法委的工作。而国家安全委员会,至少要把政法工作和军事工作在顶层打通,这就是涉及到一个行政权力的调整。它打破了两个界限,第一个界限是在军队和政法工作中产生有效的链接。第二个界限是政府的执法部门和立法机关的链接会更清晰一些。张德江同志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副主席,指向性非常清楚。我们要依法来推进国家安全工作,没有立法部门参与你这个法从哪来?国家安全机制的这个调整把司法、立法、执法,以及国家安全工作最基本的武装力量,统括在一起。这种统括显然对我们更好地去应对各个层面的国家安全威胁是有很大帮助的。

  至于说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能是什么?也就是机制和战略的问题。我们看看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都是干什么的?
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会议是个政府部门。它是在总统之下的一个实际存在的机构,工作人员是专职的,由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领导。实际上是统括了国家应急部门的一个指挥机关,它的主要作用是立法和执行。立法就是由国家安全会议形成立法动议,拿到杜马去表决。另外,更重要的它是个执行机构,在俄罗斯出现重大灾难的时候,国家安全会议秘书会到第一线来亲自指挥相关部门处理事件。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会议既是一个立法机关,又是一个战略的统帅机关。从现在的机构设置上看,这两个职能我们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都有。

  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既不是政府机构,也不是立法机构,其实是个顾问团体,由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领导。他不是政府官员,而是总统的私人雇员,他的工作并不是决策工作,更谈不上立法工作,而是就涉及美国国家安全问题为总统提供顾问。严格来说他没有任何行政权力,他所有的权力是影响力。

  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设立,与我们时间相近。我们刚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他们就弄出一个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它的立法程序比我们走得还快。日本在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下设有国家安全保障局。这个保障局就说明了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性质,它是应急司令部。由首相、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组成。这四个人参与说明了其优势是高度的灵活有效。日本法西斯在“二战”以前的御前会议是7个人:首相、内阁官方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海军大臣、陆军大臣和财相。现在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中没有财相,说明安倍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设计还有一个缺陷,没有将财政权拿到手。参众两院作为财务财权的实际负责部门,不会轻易把这个权力交出去,即便财相参与也没有用,因为钱还需要国会批准。实际上,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在相当程度上仿效了日本战前的御前会议,这是非常危险的。

  印度也有国家安全顾问,但他不是为总统服务,而是为总理服务。因为印度是总理负责制国家。这个人实际上与美国的安全事务助理是非常相似的,名义上是总理的私人幕僚,实际上是政府决策人之一。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原来不参与美国的国内治理,但9·11后参与的力度开始增加,因为有一个反恐的问题。印度的总理国家安全顾问从一开始就是内外兼修的,包括政府的人事调整等,是让总理最仰仗的一个人物。

  我们总结分析这四个国家的经验发现,中国想要的并不是一个专门的只负有一项职能的机构,实际上是建立一个专门决策体制。这个设计是一个顶层制度设计,也表明了我们要集结有关部门的力量,更好地应对国家安全威胁、推行国家安全战略。
新加坡《联合早报》在《安全第一中国新动向》一文中说:4月15日国安委首次会议上,习近平提到了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科技、信息、生态、资源、核,共11种安全。

  这份范围广泛的任务单的确认,暗示政府认为中国的安全挑战主要来自国内,国安委要以内部维安为主。相较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国安与外交结合的做法,中国国安委的内向性特质十分明显。

  近年来,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而国安委的上述定位,则说明中国无意、也没有条件当一个扩张性的帝国,它的精力需主要用于应对内部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依然主要在国内,以及与国土有关的周边地区。
将内部“维安”定为中国的重大目标,这是实事求是的选择。其他国家眼下不用担心中国会出现扩张主义,倒是中国如何维护诸多领域的安全,尤其是在反腐过程中维护政治稳定,才是棘手的问题。(2014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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