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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派浔阳郡　分明似画图

　　江西省九江市古称柴桑、寻阳、浔阳、江州。九江，意谓“众水汇集”，故又有“九派”之称。

　　九江依“奇秀甲天下山”的匡庐，傍长江和鄱阳湖，形成了“因形就势、襟江带湖、枕水望山”的古城格局。九江素有“真儒过化之地，文章节义之邦”的美誉，2000多年来涌现出众多彪炳史册的人物，也发生过许多影响社会历史文化进程的重大事件，留下了丰富的文化景观和文化遗产。尤其是依托独特的山水资源以及贯通长江与鄱阳湖的舟船之便，九江自古就是历代文人的唱和之地和抒发情怀的吟咏之乡。2022年3月，国务院批准九江市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琵琶亭因白居易《琵琶行》而得名；浔阳楼以《水浒传》刻本绣像和《清明上河图》建筑形式复建；烟水亭源于宋儒周敦颐的浸月亭；东林寺前“虎溪三笑”的雕塑讲述着“儒释道”融合的佳话，苏东坡曾作《三笑图赞》……九江因港口码头而兴，地处“吴头楚尾”，古吴越文化与古荆楚文化交汇于此；又是“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耻”三次人口南迁的枢纽，这铸就了九江多元包容、开放创新的文化特征。九江庾亮南路既有始建于南朝梁武帝年间的能仁寺和历经兴废的大胜塔等传统建筑，又有天主堂、修道院、同文书院等近代西式建筑，还兼具行署大院等计划经济时期建筑风貌，全方位展现不同年代九江多元的历史文化和时代色彩，生动、立体地讲述九江故事。其他如大中路、九江动力机厂、老地委大院等历史文化街区，无不展现兼容并包的历史特征。

　　从西汉初年灌婴挖掘“浪井”建城，至今已有2200多年。自西晋设置江州直至清末，九江城区所在区域历为州、郡、府、县的治所所在地。2000多年来，九江的历史文化可谓灿若星空，每个朝代都有独特的遗存。其中，宋代历史文化是极其辉煌的一笔，其光芒延照至今。

周敦颐与濂溪书院——宋明理学源头

　　“吾后世子孙，遂为九江濂溪人。”周敦颐嘱好友潘兴嗣在周母郑氏夫人墓志铭中写道。

　　周敦颐（1017~1073年）是宋道州营道县（今湖南省道县）人。据《宋史·道学传》载，理学的发展脉络是：周敦颐得“圣贤不传之学”，是理学的开创者；他的学生程颐、程颢是理学思想的展开和传播者。南宋以后，被誉为得“程氏正传”、集理学之大成者是朱熹。而周敦颐和朱熹这两位理学领袖人物都在九江留下重要文化遗存，九江因此成为理学发祥地和理学重镇。

　　周敦颐一生多次来九江，两次在此任职。宋庆历元年（1041年），周敦颐初入仕途任洪州分宁县（今九江修水）主簿。宋嘉祐六年（1061年），周敦颐任虔州（今赣州）通判，路过江州，爱庐山之胜，在北麓莲花峰下建筑书堂，堂前有溪，他用家乡道州的濂溪命名这条溪水，书堂因名“濂溪书堂”。熙宁四年（1071年）至五年，周敦颐任南康（今九江市庐山市）知军，在濂溪书堂潜心讲学著述，卸任后继续隐居此处，并迁母墓于庐山北麓栗树岭。周敦颐病逝后葬于其母墓侧，妻子同葬。

　　濂溪书堂也称濂溪书院，几经兴废易址。九江学院原院长甘筱青说，濂溪书院在历史上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它不单纯是个人的讲学著述之地，更是后世理学与书院相结合模式的滥觞，朱熹对它推崇备至。另外，历代来到濂溪书院亲炙遗风而留下诗文的名家比比皆是，如苏轼、黄庭坚、程颐、程颢、王阳明等人均驻迹于此。朱熹曾有诗：“我率诸生拜祠下，要令今古播清芬。”

　　盛名之下，以“濂”字为名的书院流布四方，如修水濂山书院、萍乡宗濂书院、赣州濂溪书院等。湖南有濂溪书院6处，江苏、浙江、安徽、湖北、四川、贵州、广东等地都有大量“濂溪书院”，显示出周敦颐巨大的影响。

　　九江市博物馆原馆长汪建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周敦颐的思想学说集中体现在200多字的《太极图说》和不足3000字的《通书》中，两部书构建了完整的哲学体系，确立了理学的基本框架。周敦颐思想回应先秦儒学在道教和佛教思想的冲击下面临的诸多问题，着重于《老子》的“无极”、《易传》的“太极”、《中庸》的“诚”以及阴阳五行学说等思想进行熔铸改造，为宋以后的学者提供宇宙本体论的范畴和模式，确有发端之功。周敦颐之所以被称为“理学开山”“道学宗主”，就是因为他开创性地把道家的无为思想与儒家的中庸思想加以融合，建立了理学思想体系。

　　汪建策介绍说，周敦颐的《爱莲说》借用佛教超凡脱俗的“莲花”意象，表达儒家理想的君子人格与境界。“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是既具有深切的人生关怀、又能葆有高洁精神品质的儒家君子的生动写照。而他这种“援佛入儒”的效果，使得儒家的精神格局和情怀得以有力提升。“濂”和“莲”，皆谐音“廉”，是君子人格的自况。

　　周敦颐清廉为官和巨大的学术成就成为后世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苏轼曾有诗赞叹：“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抛彭泽米，偶似西山夫。”宋代胡宏评价：“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朱熹吟咏：“千年道学兴吾宋，万世宗师首此翁。”为纪念周敦颐的崇高风范，2016年9月，九江市将先生归隐的地方庐山区更名为濂溪区。

　　位于九江市濂溪区濂溪大道西段的周敦颐濂溪墓历代迭修，至明清时规模已相当恢弘，曾为“浔阳八景”之一。2007年，九江市在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周敦颐墓的基础上设立周敦颐纪念馆。2017年，九江市为纪念周敦颐诞辰1000周年，打造理学文化研究基地、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和市民文化休闲基地，将周敦颐纪念馆扩建为濂溪公园。

　　2007年，九江市委、市政府经过半年多的民众征集、专家研讨和投票评选，最终确定九江市花为莲花。

朱熹与白鹿洞——中国书院标本

　　“重营旧馆喜初成，要共群贤听鹿鸣。”“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这是宋淳熙七年（1180年）三月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开学时留下的诗句，志得之意、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九江白鹿洞书院之所以被后世称为“海内书院第一”“天下书院之首”，朱熹居功至伟。

　　“列嶂成垣，永护考亭之遗迹；环溪作泮，遥通泗水之真源。”庐山五老峰南麓密林掩映中，贯道溪自西向东串联起白鹿洞书院的五大院落——先贤书院、棂星门院、白鹿洞书院、紫阳书院、延宾馆。白鹿洞本是唐贞元年间洛阳人李渤、李涉兄弟隐居读书之地，李渤养白鹿自娱，因以得名。南唐在此建庐山国学，北宋初年改称白鹿洞书院。

　　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知南康军，白鹿洞书院在宋皇祐末年（1054年）被毁125年后迎来新生，并开始了延续千年的高光之旅。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北宋周敦颐和程颐、程颢的理学衣钵，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朱熹的教育思想建立在其理学思想之上。甘筱青在《庐山文化大观》中说，朱熹之所以全力以赴兴复白鹿洞书院，是为了倡明“先王之道”的“为己之学”，以纠正当时官学与科举的弊端。朱熹在兴复书院过程中确立一整套办学理念、办学机制和教育规制，成为宋代乃至宋以后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基本规范。因此，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的意义，不仅在恢复一处前朝的先贤古迹，更重要的是实现了理学思想与书院教育相结合的传播模式，奠定了宋明理学依托书院的教育体制，形成不同派系和思想体系，并最终达到中国古代思想和古代教育发展的一个新高峰。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些后世耳熟能详的箴言信条，皆出自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这也是他复兴白鹿洞书院最突出的贡献。

　　汪建策说，《白鹿洞书院揭示》是中国书院乃至儒家教育的纲领，是涵盖整个儒家教育最具标志性的“教育宣言”。《白鹿洞书院揭示》又称为“朱子教条”，它的影响所及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东亚儒家文化圈内都有极高的声誉。明清时期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地的书院教育，大多把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直接奉为教育的圭臬。日本兴让馆高等学校的校训就是朱子教条。王阳明在《紫阳书院集》序中指出：“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胡适也曾说，白鹿洞书院代表中国近世700年宋学即理学发展的大趋势。

　　彼时，朱熹的理学与陆九渊、陆九龄的心学在思想上有分歧，朱熹在淳熙二年（1175年）的铅山“鹅湖之辩”会上拂袖而去。然而，6年之后，朱熹还是请陆九渊来白鹿洞讲学，九渊生动地讲述《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利之辩”让朱熹很感动，他把陆九渊的讲稿刻石并作跋，此举也成就了白鹿洞“自由讨论、百家争鸣”的美名。自朱熹以来，白鹿洞书院“一时文风士习之盛济济焉、彬彬焉”。

　　白鹿洞朱子祠有一副楹联：“白鹿洞开，泉谷烟霞竞秀；紫阳道在，圣贤师友同归。”如今，“游研学”模式已经成为白鹿洞书院发展新方向。白鹿洞书院是国家级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江西省首批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仅在2023年4月、5月研学旺季，这里就接待全国中小学生5万多人次。

　　白鹿洞书院还与省内外院校和科研机构合作，设立白鹿洞文化研究所，出版《续编白鹿洞书院志》，举办白鹿洞书院会讲等研讨活动。白鹿洞书院先后邀请新加坡、韩国、德国等10多个国家的专家来庐专题研讨，借助外籍学子探秘访古、国际友城青年对话江西等活动，让书院文化跨越山海，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新窗口。

摘自　《中国建设报》　2024.03.29　记者　胡春明　常越